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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基层 了解社会 眼光向下 关注民众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热潮,其中二万八千多北京知青落户延安。在这段特定的岁月中,北京知青在为延安经济和文化发展贡献出自己青春的同时,这片黄土地也为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奠定了坚实基础。延安知青涌现出了诸多的优秀人才,这中间有习近平、王岐山、王晨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丁爱迪、朱立夫等优秀企业家;有史铁生、陶正、高红十、梅绍静等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以及受知青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以路遥为代表的一大批延安本土知青作家。这种罕有的、“井喷”般的人才迭出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我们选择口述史的方式来描绘延安知青,从最基础的民间访谈进行历史的回望和论证,力争实事求是地把他们走过的历程予以还原,以期获得必要的思想收益。

为圆满完成此课题,我所首先邀请几位北京赴延安知青作为课题特邀工作人员,并通过他们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北京赴延安知青请来正式召开座谈会,及开展广泛的会外交流。本课题通过北京赴延安知青的口述来复原那段历史,在当事人难忘的经历中体悟人生的艰辛与磨砺,并且以当下的现实为关照,给整个社会、尤其是现阶段的青年人以应有的启示。

我们之所以选择北京赴延安知青做课题研究,基于两点:

第一,延安知青在全国诸多的知青群体中最具代表性。这不仅因为他们来自首都北京,而且因为北京赴延安知青的人员构成最具广泛性。这其中绝大多数为普通的北京市民子女以及一般干部子女,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子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和各种各样社会上层人物的联系和接触远比同代其他知青多,也因此对整个中国发生和发展着的诸多事件有着较之常人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使得他们在插队落户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和生活积累不仅更为丰富、更为扎实、更具代表性,也更有研究价值。

第二,和全国许多地方知青参与生产劳动的方式不同,北京赴延安知青(包括整个陕西的知青)采取的是插队落户的方式。这种将年轻的知识青年们直接撒落在广袤田野里的沟沟峁峁上的做法,使得他们无可抗拒也几乎天然地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层。他们与农民不仅同吃同住,而且同想同思。这种融入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和劳动方式,使得他们在给延安带去新的文化冲击的同时,也最真切地认识了中国最广大的普通劳动人民的实际生存状态,最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基本国情,从而为他们思想上的逐渐成熟,乃至他们的人生走向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一、北京知青在延安的人生收获

第一,在知青的讲述中,他们普遍认为最大的收获是贴近基层,了解社会。在黄陵县太贤公社过村插队的初68届知青何宁认为:“就是通过插队落户,我接触了农村,接触了社会生活的最底层,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社会,什么叫农村,什么叫农业,我才知道毛主席当年闹革命为什么到延安后才能扎根并胜利走向全国。”而且他对知青和农民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在特殊的岁月中,知青就是农民。我们和农民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甚至连户口都迁入了当地的农村,大家都做好了当一辈子农民的准备。”

在我们开展口述史的调查中,发现那时北京知青原本的个人理想都是工程师、大学生、科学家、解放军军官等等,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理想和愿望是要当农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但让这些北京知青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他们不想当农民,最后却无一例外地插队当了农民。由于从小生长在城市,有一种耳濡目染所形成的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原本的生活积淀和对事物的认识理解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某种轻浅和飘浮的意味,但是插队落户的生活,不仅改变了他们对农民的看法,并且使他们和农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和当时全国许多被动员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知青一样,北京赴延安知青同样经历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最初,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插队落户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情怀。这不仅是由于一些负责动员的工作人员把陕北用理想化的色彩予以了不真实的描绘,同时在于知青本身对实际生活的毫无了解。因此,当一些北京知青满怀着浪漫主义的情怀奔赴延安时,面对着荒凉破败的窑洞和炊粮时断的尴尬,一些人产生出“上当受骗”的感觉,甚至有人干脆直接“逃回”城市。知青们回忆:那时的延安落后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在偏僻的乡下,能用上煤油灯就已经是很好的照明方式。许多在偏僻的沟峁中生活的农民们,始终认为天下最好的房屋就是窑洞,对沟峁之外的文明事物一无所知。同样,北京的知青从小生长在大城市,从来没有想到过世界上还有如此艰苦的地方。就在这种反差巨大的环境中,他们半是自觉、半是被迫地逐渐地调整着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几年时间后,他们从以前什么农活都不会干的状态,逐渐进步到能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们在农村实践中不仅锻炼了自己的体格和意志,更重要的是对第一线最艰苦的农村有了切身的体会和了解,也更加扎实地体会和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许多人的讲述中,他们认为深入底层和数年的农村实际生活,从体力上强健了他们,从意志上磨炼了他们,从认识上提高了他们,从感情上滋润了他们,弥足珍贵。

第二,在知青的口述中,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形成了“知青情结”。正如在延安河庄坪插队的初68届知青周德援总结的:“插队的经历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知青情结’,而‘知青情结’就是‘劳动人民情结’,我们深深地理解和感知到农民身上那种朴实的情怀。不管当时的社会多么畸形和歪曲,多么扭曲人性,但是到贫下中农那里都能给捋直了。”

知青们普遍认为:他们下乡的年代,正是“文革”期间,当时整个社会不正常的政治斗争,让人性遭受到摧残和扭曲。其中不少知青是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出身不好”、“黑五类子女”的沉重包袱来到农村的,并且由于城市中阶级划分留给他们的可怕烙印,他们做好了在农村承受更大羞辱的准备。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却从农民那里得到了温暖与真情。在农民的眼里,那些被强行扣上的“主义”和“立场”都被朴素的生活常理所消解。农民不看阶级出身,不管是黑五类红五类,只要你勤劳善良,他们就夸奖你,喜欢你,和你走近。他们从不歧视知青中的“另类”。这对当时许多家庭遭受严重迫害的知青来说,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延安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很多时候农民自己都吃不饱,可为了让知青能多吃点,他们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食物慷慨地留给知青。在艰苦的岁月中,知青逐渐和农民融为一体,彼此之间亲如家人,在一起吃饭,在一张炕上睡觉。他们从农民那里知道了什么是包容和爱,品味到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都在他们以后的人生岁月中得到了发扬和延续。

二、北京知青给延安带来的文化冲击

一大批青年人为了这片土地付出了他们的青春,流下了他们的汗水。该如何给知青群体一个评价,似乎很难一语道尽。北京知青何宁说:“有位延安当地干部曾经对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给了一个评价。我认为这是我听到过的最高的、而且也是很中肯的一个评价。他说延安历史上有两次比较大的先进文化冲击,一次是毛主席带着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毛主席带着红军把新的革命理念、新的文化思想带来了,这对延安是文化上的一个大冲击。然后以延安为根据地,面向全国逐渐发展,最终打下江山。第二次对延安文化的冲击,就是你们北京知青到延安来。当时延安非常非常落后,落后得难以想象。是你们给延安打开了一扇现代文明的窗户,也给他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人生。”

许多当年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也讲到,北京知青完全不同于当地的农民,他们作风大胆,思路开阔,把生活在首都形成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传播到陕北这片偏远的土地,不仅带来了时代的气息,带来了新的文明风尚,而且在医疗、教育、经济等各个方面现实地影响着老区,无形中为延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些知青更具体地讲到他们在农村插队的经历,不少人就是在插队期间入了党,当上生产队长和大队支书,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为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实实在在地做了些事情。

对当年这段知青插队的历史,知青们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得大于失,有人认为失大于得。但一个普遍的认识是:这是一段尽管并非出自自愿、却也不可多得的经历。尤其是对搞人文社科工作的人来说,这样一种经历是他们成长的必要磨砺。当年那段插队落户生活使得他们远离亲人、远离家乡,而且相当程度地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但是他们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体悟到农民的疾苦和生存境况,这些对他们以后的成长、工作、生活产生出很大的影响。

知青们普遍认为:一个社会应当鼓励青年人成长,但这个成长绝不能只是在温室里和书本中成长。他们认为,当年那种不顾一切地动员全体学生下乡插队当农民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可能复制,也绝不需要复制,但是在当今青年人普遍追求物质享受,沉湎于个人天地,完全脱离甚至逃离现实的情况下,全社会一定要树立鼓励青年人到艰苦的地方去实践、学习和体会真实生活的风气。其实,这也才是北京赴延安知青口述史研究的根本意义所在。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青年人不能够面向社会,了解基层,从而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那么无论是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制订落实,还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思想引领,都会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纷杂中,失掉一种坚实的根本。而这是非常可怕的。

三、《“延安知青”口述史研究》的当代启示

在我们进行北京赴延安知青口述史的整个工作进程中,听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也带给了我们许多难忘的感动。我们进行这项课题研究时,恰值十八大召开不久,胡锦涛同志在十八报告中提到,要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扶持力度。同时更提到,祖国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广大青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这一切都对当代的青年人发出了现实的召唤。

口述史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尽管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不同,但是抽取掉那些浮在面上的口号标语,从本质上领会和认识知识青年走向基层和面对实际的做法,却是我们应当予以认真研究并予以认真实践的。通过这种经历,知青不仅能够吃苦耐劳、吃透中国国情,而且更能融入土地母亲、融入底层人民。

从延安知青口述的经历中,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提倡扎根基层,专注民众的精神。

在延安插队的知青经历,让他们不仅了解了农村和农民,同时培养出他们吃苦耐劳、勤恳踏实、眼光向下、关注民众的优秀品德。这一代知青,从社会的最底层一步一步做起,从心理到生活,都经历了严酷的锻炼。相比较而言,新世纪的知识青年普遍缺少的恰恰是社会磨砺和社会实践,也正是这一点,老知青们身上普遍具有的朴素务实、不尚空谈的作风,在当今浮华的社会风尚中尤显可贵。回溯老知青的成长历程,追溯他们的奋斗轨迹,彰显他们深入底层,联系群众,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等多方面品质。这些探索无论对当代还是对将来、尤其是对端正党风、提倡实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保持朴素和求实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都大有裨益。

第二,“知青情结”中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是当下社会稀缺甚至急需的一种人文精神。

老知青从当年农村生活中体验到了太多美好情愫和社会认识是当代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将之合理地宣传出来,从而形成健康的舆论导向。青年人通过这种引导建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对青春和理想此类命题的深刻认识,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深入开展。我们可以通过对知青口述史的研究,在今后的青年思想教育工作中继续深入探讨。正如在延安青化砭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张旭光所说:“现在回顾知青在农村的感受和认识,宣传知青融入农村和服务社会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是给当代社会注入一点强心剂。这个社会太需要真情!老人摔倒居然没人敢扶,看到危难居然无人去救,所以这个社会太需要一些精神的补救和匡正。”而这些精神的补救和匡正,绝不是一些书本上的说教所能够解决的。

第三,鼓励“新知识青年”服务农村。目前正值西部大开发,西部要引进新的“知青”,以优惠的条件和更多的机会吸引他们建设西部。我们应该鼓励青年人到西部做志愿者、工作和创业。现实中一些大学生放弃了城市生活到农村去创业,却普遍不被人理解。尤其一些从农村出来的人要回到农村去创业,更不被人理解,甚至发生了有大学生想回农村创业,家人竟以死相逼的事情。在这样一种普遍功利和浮躁的社会现实中,我们太需要社会的舆论去宣传“知青精神”的本质,从而为西部农村的发展尽到责任,同时这本身也是在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和实现青年人的人生价值。应当看到,当年的知青和如今的知青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面向基层,深入实践,追求朴素,热爱人民,却应当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做出政策性的调整。

第四,延安知青文化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发扬光大。近年来在广大知青中,以联谊、回访、出书、网谈等为主要内容的知青文化蓬勃发展。从对知青的接待和对历史的珍藏角度考虑,可以通过“知青纪念馆”、“知青广场”、“知青文化产业园”等这样的文化窗口,让大众来记忆并体悟这段历史。作为知青的记忆与激励当代人的精神,地方政府可以将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作为延安“红色旅游”的一部分,鉴于北京知青的特殊优势,建立知青文化产业,让地方旅游在文化中发展。

《“延安知青”口述史研究》只是刚刚开始,我们有幸融入这项工作,感触良多。今后将继续就这方面的研究进行更深入也更细致的探索。


后附:北京赴延安知青座谈会实录


北京赴延安知青座谈会实录

举办单位:万博manbetx客户端3.0文学艺术研究所

时间:2012年12月27日14点-18点

地点:万博manbetx客户端3.0二楼会议室


韩  莹:(届别:高68)致辞

原工作单位:西安科技大学

原学校:北京清华附中

下乡地:太谷县阳邑公社杏林大队二队

随着十八大的召开,有知青经历的人开始走上国家领导岗位,大家都特别高兴。省社科院在此之前就成立了知青工作室,这次又确定了“延安知青口述史研究”这一课题,咱们这次座谈会即是关于此课题而召开的。

在这里开会,我想大家都有几个问号。

第一个问号是为什么这次知青座谈时在省社科院举办?咱们老知青好长时间没有聚会了,这次聚会是公私兼顾,以社科院课题为由头的新春联谊会;

第二个问号是这次课题的负责人是谁?这就是莫伸先生。第一个小问号是他和莫言是什么关系?他不是莫言的亲戚,但他们的共性就是他们都是作家,而且都是比较能拿奖的作家。他俩的共同之处,莫言是山东省作协的副主席,我的朋友莫伸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莫言拿的是诺奖,莫伸拿的是金鹰奖、金鸡奖、夏衍剧本奖、鲁迅文学奖,就差一个诺奖。莫伸与我们共同的地方是,他也是知青,在宝鸡插队。这个课题具体承办单位是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我同学莫伸也是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兼导演、编剧。他的文学著作非常多,创作的电视剧、电影也非常多。他多年来也是知青活动的主力、积极的参与者,也是在座很多位的好朋友;

第三个问号是这个座谈会的主题是什么?我在邀请大家时作过一简要说明,即老友共迎新春,缅怀知青岁月,说出心中最难忘的事,让这个知青口述史课题的内容更为充实,同时也让大家共同聊聊过去,可能是吃一顿饭,可能放一头牛,也可能是睡一个炕。

我在邀请大家的时候,想起很多事情。有一年去洛川,有一位知青带了一大堆东西,他要去看他的老房东;还有一次聚会回忆去延安玩,大家在一个窑洞面前不走了,那个窑洞特别破,都快塌了,有一个人就趴在门上往里头看,那个不是他住过的窑洞,但和他住过的特别像,他触景生情,脸上的表情一下就能看出来心里不知道翻腾了多少次。

另外一次,前几天我回北京,信马由缰就走到了我原来的家,胡同还是那个胡同,院墙还是那个院墙,但那个门我就是不想推开。因为爹妈都没有了,院子里已经是别人的家了,我就在那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觉得从小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再是你的根的时候,你的心情真是非常复杂,没法形容。我们聚会吃饭,何宁(同为北京赴延安知青)就说,咱们15岁就来这个地方,最后在这娶妻生子、扎根,最后事业有成,对此话我特别感动。咱们同学在一起,有很多很多难忘的事情,没等开会互相都开始说上了,那么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是为了什么?我想,就是通过我们的嘴,通过我们的笔,通过作家的再思考,形成历史昭示后人,让我们的儿子、孙子以及他的孙子,不要在那样一个花一样的年龄走那样一段人生的弯路。下面请莫伸先生发言。

莫  伸:

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2012社科院重大课题“延安知青口述史研究”推荐人

我简单说几句。刚才听了韩莹讲的,我心里感慨万千。何宁15岁就去插队,初68的,是知青里最小的一拨人,现在刚回到西安,所以等于说从青少年时期起就一直在陕北,很了不起!我想先把这个大背景说一下,十八大召开以后,有相当一批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从总书记开始,到王岐山、王晨等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走上了最重要的岗位,其中很大一批都是从延安插队的知青中走出来的。

对于知青,在政治上我接触很少,但在文学上我接触很多。据我所知,延安知青中有梅绍静,还有史铁生,还有高红十,还有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长篇小说连播的,她在黄陵插队,叫叶永梅,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我的一部作品叫《尘缘》,都是经过她播出来的,这都是北京知青。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北京知青,不能笼统叫北京知青,而是北京赴延安插队的这些知青,做出了很出色的成绩。后来还有一批,像何宁这样留下来的,同样默默无闻的,一直为陕北地区的发展做出着自己独特的贡献,这个非常了不起,是一般常人所难以做到的。

所以后来社科院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做一个课题,就是延安知青口述史研究。我个人理解做这个课题的意义是什么,它不仅仅是因为现在总书记、中纪委书记是当年延安插队的知青,更是因为延安知青它有两种特殊的身份:

一种特殊的身份就是从首都北京来的,这个身份是客观的存在,它和其他地方的知青不太一样。他们在天子脚下,部分人离各种各样社会上层人物及思想的接触都很多,比如邓拓的女儿邓小虹后来也是在陕北延长插队。这是其他地方的知青都不能代替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独特点在于,全国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兵团知青,黑龙江、云南,包括云贵很多地方以及新疆、内蒙古等地,他们是部队知青,还带工资;而真正了解老百姓、了解农民,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层,直接到生产队、住到农民的房子里,自己和农民一起劳动的则是插队知青。这个又是北京赴延安知青一个极大的独特点,很多其他地方的知青很难替代。

所以我想,之所以陕北知青、延安知青出现了那么多优秀人才,恐怕和当初扎根在最底层,了解了最基层,熟悉了最底层农民等等这一切都有关系。所以,这个课题的根本意义在于,如何使今天的青年能够更深地了解中国国情,总而言之就是要了解基层、深入基层、面向基层。这是一个很宏观,却又很现实的课题。

前几天我看了电影《一九四二》,关于河南大灾荒,饿死了三百万人。我这样年纪的人看得很揪心,但是剧场里不时有笑声。后来有一天,《风起毛乌素》的作者高亚东给我打电话,很晚了,他说不好意思,他实在忍不住想跟我打电话。他说:“我今天看电影,看《一九四二》,我觉得那么悲惨的事情,但为什么周边的年轻人都在笑?”这部电影中确实有很多幽默成分,但这种幽默与那种苦难比起来太微乎其微了,让人根本就笑不出来。

后来我又看见了一篇文章,在凤凰网上。这篇文章就在探讨中国人到底怎么了,它就说到《一九四二》这个电影在演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就笑,一个老先生忍无可忍站出来,说你们还笑,你们笑什么笑,你们的良心是不是都被狗吃了。有时候我就想,我们仅仅是半个世纪,和年轻人之间的这种认识问题的角度、感觉、兴趣点的捕捉、思维的方式及思维的转变,居然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题担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当初有很多观点观念,包括理论,都是学习着马克思主义著作下农村的;但是当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高考恢复以后,又是我们这批人热烈地拥护改革开放,都是从实践中纠正了自己过去一些不那么正确的、不那么全面的一些观点,从而变得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这一切跟我们扎根在最基层都有密切关系。所以后来想了想,我要感谢韩莹,她很有才,想出来“说出你的体会,说出你的感悟,说出你难忘的事”这一主题。这个很虚,但也很实。这就是今天座谈会的一个主要内容,请大家畅所欲言,随便说说自己下乡的一切感受。下面座谈会正式开始,由张旭光主持。

张旭光:(届别:初68)

原工作单位:陕西嘉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原学校:北京二中

下乡地:延安青化砭公社

前面两位都已经做了很好的铺垫,既然让我主持,那就恭敬不如从命。现在大部分知青已经处于闲暇状态,退休了;还有一部分知青走到很高的位置上,暂时不要退。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上也应该做适当的宣传。就像刚才莫主席说的那段话,河南三百万人口饿死,有人还在电影院里笑,他怎么能笑得出来呢。面临着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我觉得宣传知青思想,宣传知青精神,是到时候了,该宣传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开这样一个座谈会,也非常必要。

从我们68年下乡到现在已经整整44年过去了,都由一个年轻的少年、青年,从首都北京一路风尘仆仆到下面的生产队,当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民。现在回忆这些事,怎么说呢,人都说人越老就越爱絮叨了,确实。像知青的生活,我相信所有的知青,北京在延安插队的知青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个9月底的时候,我随赴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回关庄公社的时候,关庄公社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从火车站接下来一直到他们公社,现在叫关庄镇,全镇的干部群众集体在公路两侧欢迎,彩球很多,锣鼓喧天,就真像一个大英雄凯旋,衣锦还乡一样。去了以后,因为我和李荣杰一直参与这个事,他们是四天的活动,我们参加了两天,后来又跑去文安驿公社,即原来习近平插队的公社,了解了一下情况。

这个活动给人感觉很动人,这四五十个北京知青回去以后,刚开始大型活动结束之后,他们都回自己住的窑洞去了,他们叫“回窑了”,就是回自己的家了。见了老乡以后热泪盈眶,因为走的时候,有的人已经四十年没有回来了,就是插队三四年之后再没回来过。走的时候二十来岁,回来的时候六十多岁。当时插队时认识的人,部分已埋入黄土,部分比北京知青还要老,他们一起回忆往事的时候都热泪盈眶,嗷嗷大哭。看着这种场合,让人真是觉得非常感动,非常动人。

从那回来以后,我还和李荣杰还谈了一次,就是关于北京知青对延安的贡献,对于北京知青在延安受到的教育以及对他们成长历程的影响,插队经历对他们各自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包括我们的总书记,也是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将近七年,从一般的农民干起,一直到大队书记,以后招生到清华。

所以现在社会当中,这样一种真情是越来越少,少得比大熊猫还珍贵。现在没有钱不能说话,没有钱不能办事。但是细想起来,我们十几岁出来,从最基层的农民开始干起,一直干到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那种真情,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宣传知青的精神,宣传知青的思想,我觉得给现在社会当中注入了一点强心剂。这个社会太需要真情!老人摔倒居然没人敢扶,看到危难的人没人敢救,所以这个社会太需要我们那会儿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情操。

过去在知青联谊会上说要搞一个电视剧,名字要叫“脊梁”两个字。当时大家都觉得受之有愧,就说我们不是共和国的脊梁,倒是与共和国同龄,我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所有的灾难在我们身上都有所体现,我们都经受过,我们也是共和国的见证人。但是我们能叫脊梁吗?我们还称不上脊梁。因为那会儿国家领导人或者官界的人物都比我们大一些,就是像胡锦涛、温家宝这个时代的人,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期出生的这一批。如果现在说知青是脊梁,我觉得还不妥当,不能说有几个国家领导人是北京知青或者叫有知青经历的人,就把知青叫脊梁。

但“知青”这个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称谓,我觉得应该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说他是脊梁,我觉得也不为过,因为我们承载了什么呢?我们承载了共和国的灾难,不管什么样的灾难我们都体会过。从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一直到后来的插队,文化大革命,我们什么没经过?该上学的时候,下乡了;该生娃的时候,成一个了;该要学历的时候,没学历了。所以我们什么都经过了。那我们被称为脊梁,在历史的时刻,历史的关头也不为过。我们虽然没有多大的力量,但是我们所受的灾难,我们所经受的考验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这么一笔,也算这个时期的脊梁。

何况,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从延安走出去的,跟我们是同样的经历走出来的,他现在就承载着国家的脊梁,也是我们两万八千北京知青的一份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说也不为过。那么大家坐到一起,也不光是说叙叙旧,也可以对现在的现实发表一些意见,这也是我们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所起的一点作用,因为这个时代确确实实需要我们知青这种精神。所以今天大家坐到一起,我觉得非常必要也非常有意义,来叙谈一下知青生活。

下面就请何宁开始说吧,他比我们更有发言权。因为何宁从15岁在黄陵插队以后就在黄陵工作,后来又调到延安市,是延安市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后来又成为延安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12年前又调到榆林,任检察院检察长,两年前回到西安,现在是陕西省检察院监委会委员。所以说何宁在陕北地区工作了整整42年。我们欢迎何宁给我们讲几句。


何宁:(届别:初68)

原工作单位:陕西省检察院

原学校:北京八十中

下乡地:黄陵县太贤公社过村

不好意思,本来我是来多听听大哥大姐们的教诲,那就恭敬不如从命。首先,参加这个座谈会,也是张旭光大哥通知。知青的活动我参加的很少,但这次我推掉所有的事来到这里。原来之前我工作因为太远,知青聚会的时候,谈起这个谈起那个,然后给我打个电话,问我在哪呢,我说在延安,或者在榆林,离得较远。但我非常感动。而且我是越走越远,走到榆林,下一步就到内蒙去了。这次是因为省上领导照顾,听说我也不想回北京了,干脆就回西安吧。所以最后落脚落在西安,我非常感谢组织,这是题外话。

前面几位大哥大姐说的,听了我都很受感动。坦率的讲,前面几位讲的都很有哲理。我糊里糊涂的,虽然我在陕北待着,其实我自己没想那么深刻。刚才听各位一说,我回想一下,确实很深刻,无形中咱们就处在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处在了那个特定的历史地位。现在咱们坐下来座谈,咱们有资格座谈,当年我是怎么样,就这段历史,抹不掉。共和国不管他辉煌也罢,苦难也罢,知青这段历史,客观上在中国历史写了这么浓重的一笔,抹也抹不掉。

至于每个人,现在的结局怎么样并不重要,人和人没法比,但是作为这个群体,咱们可以自豪地说、骄傲地说,我是当年知青群体中的一份子,共和国的历史上客观上有我们这些人,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在知青这个群体中,在这个特定历史的作用下,习近平也好,咱们在座的每个人也好,咱们的历史定位、历史责任都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咱们社科院站得高看得远,我感觉这个题抓得很好。今天这个座谈会,至于咱们说什么其实不重要,说本身以及说的过程让人感觉很有意义,特别是几十年过去的事。当时要说这个事,可能说不明白,说不清楚,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坐下来说,我想历史走到今天这个阶段,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知青?知青这个运动本身应该如何评价?好多话题很沉重,不好说。但是现在我感觉有些方面好说一些。

说到这,我还有个题外话。前几天我在凤凰卫视电视台,一个专题节目,有两个咱们当年延安的北京知青。他们当年在延安的时候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时红极一时,给我们做过报告,讲了好多豪言壮语,让人热血沸腾,以后都调离走了。在凤凰卫视专题节目中,这两个人分别讲话,就把知青这个运动、知青全部说得一团漆黑,说知青运动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决策,害了整整一代人,说了半天。我听了以后想,你们当年的豪言壮语,我都亲耳听过,你们的英勇事迹,我都亲自学习过,学习你们如何在山里插队、扎根,如何与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当年你们的豪言壮语让我们的心灵也为之激动过,现在你们在凤凰卫视将这次运动骂得一片漆黑,一无是处,我说你们这反差也太大了。当时气得我就关了电视,因为这两个人我很熟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之后有一个在文学上知名人士,有一个到了美国以后从事了其他行业。现在想,习近平、王岐山都当了中央的高层,我想你们现在再来评价,你们怎么说?以你们的智慧,你们肯定有又要正面说。

我说历史就是历史,不是由你们抹来抹去。你们真是演员,还是名演员,变得太快了。如果咱们这个座谈会请他们来,我就不说话,我就看在这个场合下他们怎么说,你说了以后我再和你理论。你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我想说,你们想打死也打不死,就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还有那些贫下中农,你能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然后将之定性为一场灾难,害了整整一代人。我想问把你害成什么了?一个是作家,一个在美国混得也不错,把你们没害成怎么样么?这些当然都是题外话。现在这个座谈会能说好多事,起码历史走到今天,有些话可以说了,但我总想历史的经验还需要总结。有那么一些人,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表演者,都跳出来,他们都是先知先觉,他们都是高智慧,他们都站在高角度评论这个评论那个,这样的人要“名”又有什么用,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我以自己为例来谈一谈。我从来没那么高调,从来没说我自己要在农村插队一辈子,要在山里扎根一辈子,也没说我不准备扎根一辈子,可是走到那一步了,你把眼前的事先干好,把手头的事先干好,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你唱个高调有什么用?我没唱过高调,我干了四十多年。刚才给大家解释了,组织考虑让我回西安养老,我感谢组织。这些都是题外话,但不说我觉得心里憋得慌。

说到我自己,其实也很简单。我当时插队15岁,当时老三届,身不由己,非来不可。当年延安有人到北京做报告,就把陕北各省描绘得太好了,太理想化了一些,贫下中农蒸好了油糕、磨好了豆腐、敲锣打鼓等着迎接你们。去了以后,现实反差特别大,老百姓真是好着呢,但描绘的那些现象和咱们的实际有很大分差。当时就说,插队是身不由己,插队以后因为年纪也小,我也没那么深的想法,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为解放全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实实在在讲,插队这段经历是千金难买,要说是历史的阴差阳错,我敢说插队,但插队本身应该如何来评价,这是历史学家或者对之感兴趣的人所探讨的。

但就是在插队过程中,我接触了农村,接触了社会生活的最底层,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社会,什么叫农村,什么叫农业,我才知道毛主席当年闹革命是为什么到延安后才能胜利走向全国。延安的老乡太好了,所以能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是很幸运的。全国各地,不管是兵团也好,还是插队也好,遇到好多事,我也看了很多资料,但是要说在延安插队,延安老乡对我们发自内心的那种爱护和关照是让我永远难忘的。我因为一直在陕北工作,所以我经常回去和老乡聊聊天,说说过去,那些老乡,一说起知青,如数家珍,一一道来。还说起当年在插队期间农村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包括咱们干得那些小坏事,老乡现在说起来,不是痛恨,反而都是美好的回忆。他们亲切地说你们知青晚上如何偷鸡摸狗,开着玩笑,带着美好回忆,还说“那些知青当时小得恓惶得很”,都是怀着这种感情来回忆。所以,要说知青,特别是北京知青到延安,到陕北农村,真是受到很多的关照。北京知青到延安以后,就带去了新的时代气息,带去了新的文化。

延安当地的一个同志对北京知青有一个评价,那都是十多年以前的评价,是延安当地县上的一个县委副书记,当年在一个场合,我们在一块吃饭,然后就说起知青,延安当地干部是满怀着对知青的尊重以及对知青这个群体的尊重,给了一个评价。我认为是我听到过的最高的一个评价,而且很中肯的一个评价。他说延安历史上有两次比较大的先进文化冲击,一次是毛主席带着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毛主席带着红军把新的革命、新的思想也带来了,这对延安是文化上的一个大冲击。然后以延安为根据地,才面向全国打了江山,打了天下。第二次对延安文化的冲击,就是你们北京知青到延安。当时延安非常非常落后,落后得难以想象。要不我说,延安的代表到北京做报告,说延安如何如何好,这个反差太大了。

我1971年已经在黄陵县参加工作了,黄陵县城还没有电,用的都是煤油灯。农村更落后,农村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乡见了我们都问,你们在北京住的是砖窑洞还是土窑洞,老乡认为天下的房屋就是窑洞,砖窑洞是高级的,土窑洞是差一点的,你们住的是砖窑还是土窑。他们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不知道,可是,等知青来了以后,带来了时代的气息,带来了新的文明。他们说你们北京知青到延安以后,延安人,特别是农村人,才知道应该刷牙,才知道了懒汉鞋,才知道了火车头帽子,才知道文明话应该怎么说,才知道“你丫的”是什么意思。

从延安来讲,两次历史上先进文化对延安的冲击推动了延安向前发展,一次就是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一次就是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十几年前,一个地方干部对知青是这样的评价,当时我很感动。我就感觉到,我们知青本身都妄自菲薄,在凤凰卫视上被抹得一片漆黑,人家延安当地的老乡,当地的干部对知青反而是这么高的评价。当时延安的干部,以黄陵县为例,我在黄陵县公安局工作的时候,看过人口统计,79630人,就是黄陵县共有七万多人,黄陵县的北京知青将近三千,当时延安地区大概就是140多万,或者160多万,我记不清楚了,去了将近三万红军。当时延安本身穷成那样,本身那么落后靠返销,自己都养不活自己的情况下,还承担起三万人,给你们呵护、关爱。就是说本来一个人饭不够吃,两个人咱们分着吃,知青还是一个半人的口粮,而且必须同工同酬,包括女知青,当时也要挣工分。就说延安在那样一个情况下还能养活三万人,这样宽大的胸怀,关照我们。

习近平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他回富县,回乡插队,人家不要他,要和他划清界限,他是黑帮子弟,然后他才到延安插队。到延安插队,入了党,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又是地方干部做工作,让清华大学改变初衷接受了他,本来清华大学是不要他的。当时延安地区,延川县的有关干部,多方历程到省上、到清华做工作,帮扶着习近平,最后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弟”这样的身份进入清华。这才使他踏上了政治的第一步。所以说,延安人民真是太好了。

延安当地干部对知青高度评价,称之历史上第二次代表了文化冲击,推动延安跟上时代。但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延安给予我们的更多。特别是我,我当时15岁,什么都干不了,比如担水,那一担水往肩膀上一放,压得我起都起不来;穿着那个懒汉鞋,白塑料底鞋,我们那个村也是上坡下坡,我们腊月初七报到,第二天是腊月初八吃腊八饭,下了雪,一走路就摔下去了,路都走不了。说实话,那会儿我缺乏个人自理能力,老乡看着我可怜过不下去,就说要分灶,我年纪最小,没人要我,我一个人是一个灶,他们那几个都比我大,就是不分。老乡最后说,小何呀,你干脆就到我们家吧,我大不了就往锅里加一瓢水,把我们饿不死,把你就饿不死,干脆跟上我走吧。我到了老乡家,起码晚上能睡个热炕,知青因为没有柴没有草,晚上睡的都是冰炕,那会儿知青年纪都小,外面太冷,晚上就在炕头上撒尿,那炕本身就是凉炕,你说尿在上面怎么过。老乡把我带他们家,说是锅里过加一瓢水,其实加的不仅仅是一瓢水,而且第一碗饭都是我的,下面条,第一碗给我吃。老乡就这样把我呵护了好几年。这样的事多了,我写了一篇散文,叫《过村大妈》,就是写大妈对我的关照,一直到我参加工作。

工作以后,我对那家人一直念念不忘,我专门写了一篇散文,写这种感情,这是我亲身体验,发自内心写的。包括那个大妈去世了以后,我当时在榆林,一早我猛然醒来,因为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大妈叫我,何宁啊,我现在缺穿的,你给我送几件穿的过来,我说能行么,说完猛然一醒。我毕竟在农村待过,翻开日历本,阴历九月二十几,马上十月一了,“十月一送寒衣”,老太太跟我要衣服,就应该跟我要么。我就赶紧第二天打电话,给她的小儿子,说捎几百块钱下去,让他去买上几件衣服,去坟上烧一烧,就这样,捎了三年。回过头来讲,先不要说我们给延安带动了什么,促进了什么,实实在在的是延安人民给我们更多。

甚至可以这样说,习近平能走上高位也和延安人民对他的哺育、帮助分不开,最起码让他当大队支部书记,帮助他可以上清华,奠定他出征的第一步。当然习近平时刻不忘陕北老乡,时刻不忘延安父老。他上次到延安去,把当年县上对他帮助过的干部都找来,虽然他们都退休了,但专门找他们吃顿饭表示感谢。习近平这个人人也仁义,他给村里修了路、拉了电,习近平这一点做的很好,他在延安口碑很好。

我说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社科院做的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口述历史这个角度也比较好,就是口述历史,不带任何褒贬。就现在对知青这个活动,这个现象,这个事,要褒要贬,都不太好褒贬,就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实实在在客观的发生了些什么事,这么些人,这么些事,就是这么一段历史,这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必要人为地加以褒贬,这个好那个不好。可能再过五十年,这段历史可以更加说得清楚,更加看得明白。所以我是抛砖引玉,在各位大哥大姐面前,我真没资格说什么感想感受,我最小,但小有小的好处,更多地得到了延安父老的关爱。

关于我和李鹏拍照。这是当年李鹏总理于1996年的腊月三十到的延安,正月初一,他在枣园老乡家包的饺子。正月初二上午,李鹏总理本来安排是开一个座谈会。当时座谈会具体什么安排,我也不知道。延安地区的安排是三名北京知青的代表参加这个座谈会,另外就是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安市三家的党政领导都参加,利用这个机会给李鹏总理汇报工作。延安地区拿了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拿到总理那里以后被总理否决了。他说他这次来,初二上午,他就是和留下的北京知青座谈,不听你们地方汇报,也不安排这个汇报,再就提出来,三个知青代表少了一点。

这个信息反馈回来以后,延安地区、延安市赶紧紧张地找知青。开始三个知青里有我,因为我那会儿是延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正准备调到地区检察院当副检察长,通知了还没有正式任命。所以当时他们赶紧把我叫过去,说3个要增加到10个,地区担心得很,这个人选,千挑万选,给李鹏汇报工作,不知道说什么呀。当时就在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挑了10个人当代表,然后地方党政代表,只是当时陕西省省委书记、陕西省省长两个人,延安地区的是地委书记和专员,延安市的市委书记,延安市市长,省、地、市一共就是6个领导开会,其他的一概都不要参加。

这个座谈会就是和北京留下的知青座谈,当时的新闻记者中,我记得有两个文字记者,一个是省上的,一个是地区的,两个摄影摄像记者,省一个记者,地区是延安报社的记者,一切就为了和知青座谈。这个座谈,李鹏总理采取这样的办法,也有个大前提。当年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在中南海曾经找了一些知青代表开会,可能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但就是从这次座谈会上,周总理才了解到延安的情况其实还差得很远,条件很艰苦,生活很困难,老乡吃不饱,好多问题。周恩来总理了解了第一手的情况,后来抱病陪越南总理范文通到延安访问,周恩来总理当时和当地领导说五年翻一翻,要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在《周恩来》那个电影中,有对这一段的记载,这段记载还比较客观。周恩来总理从延安回去以后,才安排北京对口各个区,支援延安各个县。北京支援了延安一批五小工业,北京当时专门组织了一个车队来到延安,而且北京的带队干部也前前后后到了延安,加大了北京对口支援延安的力度。这也是周恩来在北京开了那么一个关于知青座谈会的现实意义。大家都知道,李鹏也曾经是周恩来的养子,在这一点上,李鹏总理是学习周总理的遗风,他来到了延安,与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召开了座谈会,了解了实际情况。这就是两代总理在知青问题上始终如一的关怀,那种支持,甚至也是通过这个座谈会了解延安的实际情况。

当时正月初二上午,在延安宾馆召开的座谈会上,李鹏总理也很亲切,带的人也不多,我们当时是10个人,他就与我们挨个握手。为什么就照了我的一张?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身份是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那两个摄影照相记者我都熟悉,一个就是延安报社的,一个是省上的,我们原来就熟悉,挨个握手很快。他们事先就按照我那对焦,所以李鹏总理跟我一握手,他们就一照,别人又没照,所以当时就照了我的那一张。还有地方电视台搞了一些录像资料。当时事先有关方面跟我打过招呼,就说这十个知青里面,你呀是重点发言汇报人,但是呢,你不要抢在前面汇报,你也不要在最后发言,夹在中间,安排得自然一点。他们当时地方领导都很担心,生怕知青说些什么。所以给我千安顿万叮咛:你不仅是知青代表,你也是地方代表,是双重身份。我说这个你放心,这个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自然知道。所以当时就是大家先汇报,汇报完以后,总理即兴讲话。

那天大家汇报得都不错,至于说的深度有深有浅,但是基本感情表达得挺好。首先就是大家感觉到国家现任总理来看望留下的知青。坦率讲,那个时候留下的知青多少有点自卑心理,就说大多数都走了,包括参军、招工、上大学等,都走了,甚至通过工作调动程序走了。那你没本事,你没有关系,也调不走。那个时候工作调动很困难,留下的知青多少有点自卑心理,甚至有些声音就是说留下的人都不太能行,那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所以当时总理亲自接见,大家都非常高兴,不管如何发言,最后都是表示对总理的感谢之情,对延安父老乡亲的感谢之情,这个都表达得很到位。再一个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日子好多了,当时96年,比起68年、69年,那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留下的知青,生活也有比较苦难的,他们都是下岗职工,但是比过去可好多了,起码温饱问题解决了,而且延安留下的,基本上都有个住的地方,不管当时是工厂解决也好,基本上都有住的地方。相对而言,这个都说的不错。

我汇报的自己感觉也可以,毕竟我在当地干了几十年了,上上下下,起码都有点基础,知道该说些什么。地方领导后来跟我反馈说,小何汇报得不错。李鹏总理听了也很感兴趣,我知道他想听什么,首先就是延安。知青到延安插队,我从我们这个角度汇报,就说我们到了延安以后,接触了中国的社会底层,接触了中国的农民,我们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社会,我们才真正理解了老一辈,在延安,闹革命打天下,来之不易。特别是在延安,老区人民、延安的父老乡亲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要说我们的成长,我们是从延安成长起来的,如果说当年的延安精神,当年窑洞出马列主义,有马列主义,现在窑洞走出了国家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们就谈到了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逐渐成长起来,我们就说起了习近平、王岐山,说到王岐山的时候,李鹏总理说他是姚依林的女婿,我们就因此说到通过延安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当时王岐山在广东省当副省长,习近平在福建,王晨是《光明日报》的总编。

然后我们又谈到了西部改革开放,当时西部大开发还没有真正提出来,中央正在着手这个事。所以我就讲,过去的话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在经济建设上付出的不多,国家以后要考虑中西部的大开发,搞西部大开发的话,我们延安、陕北有丰富的资源,在今后的西部大开发上,我们延安要继续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这时李鹏总理就插话说,确实,延安、新疆的资源,国家以后都要考虑。就这样,一共有五六个人发言。

最后李鹏总理即兴有一个讲话,不用任何稿子,讲了四十多分钟,口齿流利,语言清晰,表达到位,充满感情。他就从他自己讲起,从延安窑洞讲起,和大家共同语言、共同感觉、共同感受,从这个角度讲,讲了四十多分钟。而且我发现李鹏总理讲话的时候,对知青这个问题做了正面肯定,正面评价。当时的情况是,从来没有哪个中央领导能正面肯定知青,但李鹏总理在即兴讲话中对知青作了充分肯定。他说首先这个知青,当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从总体上讲是对的。

后来就这次座谈,新华社发了通稿,对知青这个大话题从正面充分肯定。而且座谈会李鹏总理也指出,以后中西部要大发展,知青要为中国的发展逐步挑起大梁来,知青这代人基本已经成熟了,目前在全国都是骨干力量。所以当时我们听了以后,心情也很振奋,最后李鹏总理和我们全部座谈人员有个集体合影。李鹏总理来延安主要就是这两项工作,一个就是与老乡一起过年,第二就是与北京知青座谈,再没有其他的活动,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对李鹏总理的切身感受,感觉李鹏总理这个人人品很好,人很本分。他说他那时候去延安是带着他的孙子,专门让他看看窑洞受教育,当年就是在这闹的革命。所以我们觉得李鹏这个人人品很好,至于政治上的事那是另外一回事。好,那我就讲到这,又扔了一块砖,下面听各位大哥大姐谈谈。

宋美华:(届别:初66)

原工作单位:省北京涮肉坊

原学校:北京女十中

下乡地:延安冯庄公社

我和王岐山是一个公社的,是延安冯庄公社,我们俩分属两个小队。那会儿是有名的冯庄大队,现在那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参观的地方了。王岐山妻子姚明珊是我们女十中的同学,王岐山是三十五中的。要说我们公社尽是名人,周秉和也是我们那儿的,他先到我们公社,然后才去当兵的。

我是1969年2月份开始插队。我们冯庄女生都是北京女十中的,男的都是北京第三十五中的。三十五中是男校,女十中是女校。当时大家说延安多好啊,可实际却恰恰相反,当时感觉是把我们骗到延安去的。那时候的知青就到公社闹,就是说一朵大红花、一本毛主席语录就把我们骗到冯庄了。当时对这个理解也不是多深,那时候也小、也年轻,后来我对插队的必要性,跟以前的认识确实不一样。

那时候觉得越走山越高、路越窄、越走越穷,后来就走到最沟长(沟长就是指沟的尽头)的地方。在延安的时候因为缺水,吃水问题成了一个大问题,每次没水的时候,就要上山挑水。延安多山路,很难用人力担水,只能用驴往上驮,特别辛苦。我们从北京大城市到延安农村、公社,总共才十二户人家。

当时确实就感觉到我们是上当受骗来的,可是到现在时隔40多年吧,我现在觉得对插队的必要性还是有一点了解。我觉得应该插队,后代都应该让他们到农村去转一转。我通过这三年的插队,以后我遇到再苦再难的事情我都能对付过去。就跟我孩子跟我说的:妈,有您这碗酒垫底,我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有咱们这三年的农村生活垫底,我觉得现在再苦再累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能过去的。

有一个人问我,你们家那儿住的什么窑,是砖窑还是土窑,我当时带着孩子们去我插队的地方,指着那儿我就说当年我就住在那个窑洞。孩子们居然说:狗都不进去,你还在那儿住呢。真的,我那个破窑洞烂的很,我照的相片都有。我离开农村三十多年都没有回去,一直到2000年后才回去。我们当时和那些农村一起长大的小孩现在都在延安呢,我们队的书记现在是地区院的副院长,公证处的处长。老乡回去开了三辆车,结果我当时也不知道该坐哪辆车,就把姚丹和王亚楠都叫上,一人坐一辆车回延安。到延安以后我们公社的老乡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可能是我的酒劲儿上来了,我就在那里一个劲儿的哭,话都说不上来了。当时说一别三十年,回忆起来心真的…

我们那个老乡对知青特别的热情,也可能是现在条件好了还是怎么回事,当时问我你想吃什么,我说我想吃陕北的杂面。他就直接给我从市场上买了十几斤的杂面,放在车上。开车回冯庄,到了冯庄我还站在当年的那个知青窑洞哭。我想起来我从沟长调出来,调到冯庄大队的时候,有一次我感冒了,我的一个干妈为了看我,拿着一个小碗装了十个鸡蛋,从沟长到冯庄起码有二十公里路吧,过来看我,老乡对人就特别的实在。

刚插队到农村马上快过年了,三十儿晚上叫到老乡家吃饭去,当时咱也没喝过那个米酒,一人倒了一碗米酒,我就想这酸不溜秋的怎么喝啊。别的同学都喝了就我没喝,我当时想这不喝也说不过去,这总比中药好喝吧,我就一捏鼻子就一口气灌在肚子里。喝完以后老乡就问我好喝吗,我还不敢说不好喝,我说好喝,好喝,结果老乡说好喝再来一碗,一下子把我还愣住了。头一次喝也没有喝过,结果我一说好喝就马上又来一碗,老乡对人就特别的实在。

几十年没回去,老乡见了你仍然记得,都能叫上你的名字。我们队上有一个傻子,我一下车就大老远的喊:那是宋美华吧,那是宋美华吧。就连傻子都能认得,咱们也老了,那个傻子也老了,下了车老乡这个也拉那个也拉,叫你到他家,我们就在冯庄呆了几个小时,他们都说你们冯庄人怎么对人这么好,你们冯庄人是不是有钱,老乡确实对待我们是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有一次电视台播《城市记忆》,里面说的那个糠炒面。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糠炒面,人家陕北人说糠炒面就是给受苦人在饭罐罐儿里面装的糠炒面,在山上九点钟把饭送上去了。我就问队长说队长你吃什么,队长说我吃炒面,我心里还挺高兴的,我说吃炒面咱俩换。他问我:你吃什么,我说我们知青吃的是洋芋然饭。因为之前没听说过炒面,我们队长就从面口袋里漏了一个小口,给我倒出来点,我用筷子就尝了一口,当时那个滋味呀。我就和队长说:队长,你这是什么炒面啊,我实在是咽不下去。队长就说那你还是把你的然饭吃了吧,我说我然饭也不吃了,炒面也不吃了。当时那个糠炒面还是给下地干活的人吃的,一听婆姨说受苦人还么回来呢,那就是下地干活儿的家里的劳力还没有回来呢。

在冯庄如果老乡要是吃好的,就少不了我们的。现在想想,那会儿知青也不会过日子,我们一年才分得三升多麦子,一顿磨完就把它吃完了。现在说起苦与乐,从农村锻炼的这几年之后,不管有多苦多累我都能过得去。

再一个说知识青年再教育,我真是觉得贫下中农教育了咱。但是我们也给延安农民带去了一定的文明,包括刷牙、洗脸,穿着火车头帽子懒汉鞋。最可笑的是我从北京带过来一个半导体,围了一圈老乡就在那里看,人在哪儿呢么,咋还从里面传出声音来了,还有人说话了,他就感觉特别新鲜。

我记得我到农村下乡实践不长,那会儿缺老师,我们队长就让我去教学生,我过去一看,窑洞里面全是土堆,里面坐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在一块,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我教学生“一元等于十角,一角等于十分”,给小孩儿教了半天都不会,后来我就把我兜了仅有的几分钱掏出来,我说这就是一分钱,一分加一分等于二分。那些小孩死活都听不懂,还把我急的说那些小孩咋这么笨呢,你这辈子就没花过钱啊。那些小孩说,老师我就是没花过钱,老师我就没见过钱,后来我说我不干了。

我也不多说了,反正我觉得我不后悔插队这几年,虽然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但是我还在继续工作,多苦多累都可以承受。我和我手下的员工说你吃多少都可以,但是不能浪费,浪费了我就得罚款。有一次去青海我姐姐家,吃饭之后姐姐说要把剩下的面汤倒掉,但是我坚决不让,我说大家吃完面之后一人喝碗汤。插队那会儿留下来的习惯,现在就是不浪费粮食。

周德援:(届别:初68)

原工作单位:水电西北勘测设计院

原学校:北京丰盛中学

下乡地:延安河庄坪

咱们这一代知青中有人登上领导岗位了,我心里激动啊。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有知青的故事,但是现在很多知青的影视剧并没有把插队那时候的真实的事情写出来,没有把味儿说出来。我还在网上的一个QQ群里说,你们别老拿知青说事儿,你们把知青的情结说出来。

什么叫知青情结,我就想把这个事儿说说。咱们社科院召集大家来也是研究这个问题,正合我意。社科院真是值得好好干这个事儿。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我们的将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不然耗费我们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做这件事的意义就是为了我们民族、我们将来传承一种优秀的遗产。

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我都已经60岁了,咱们到这个年龄是不是该给下一代的人留点什么。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就太珍贵了,我们一生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结果我们什么倒霉事儿都赶上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什么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什么运动啊都赶上了。现在我们的祖国开放了,下一步中国如何强大?我觉得我们胡锦涛同志当时上台我就说这个人做事很稳,是稳中求进的,我当时就想中国有希望了。现在习主席上台我就觉得是了解我们知青的。说到插队那会儿的事情,我有很多的感触,特别是看到现在的领导人很多都是有插队经历的。

习近平主席也曾经是延安插队的知青,正因为有他们在农村插队的经历才会有知青情结,才会理解和感知农民身上那种朴实的情怀。很多人对知青是褒贬不一,有的人往黑了说,有的人往白了说。有的人从私人方面考虑,我说的是从国家来讲,从民族来讲,代表了一代人的经历。这个知青情结是我们这一代有这个经历的人,永远铭刻在心,不能忘怀。他们身上有闪光点,他们的闪光点在哪里?就是劳动人民情结,知青情结也就等于劳动人民情结。

在没有插队之前,我从来没离开过北京,我以为天下的云都是一样的白,以为人人吃的都是白面。没到过陕北之前我以为天下的路都那么宽,都那么平,都能走车。从来没有想过世界上还有那种条件艰苦的地方,还会有填不饱肚子的时候,还有难以下咽的东西,糠也得吃,还有沟里的脏水你也得趴着喝。你走的路就没有平路,都是45度的坡,穿着塑料底的鞋都能出溜下去,都能掉到沟里去。到了陕北以后才知道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劳动人民是怎么生存的。

我们当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基本上“红”的人才能到建设兵团之类,插队的人基本上都是最“黑”的。到了延安以后,贫下中农可是不说你“臭”啊。农民跟你的感情很深,谁家有个好吃的都往你兜了塞,仨核桃俩枣儿啊,就往兜儿里卷啊卷的,塞给你。谁家的杏儿树熟了就把我们拉到树下蹲在那儿吃。看到我们这些从城市里来的学生娃,不仅没有排斥和反感,不仅没有那种阶级身份的区分,反而把我们当宝一样看待。每次见我们,都要走几公里的山路,就为了给我们几个她攒下来的大枣、核桃,看着我们吃,大妈比吃在自己肚子里还要开心。

这就是和我们的感情,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能记得当初那个场景。大妈颤巍巍地走到我们面前,从衣服兜里掏出大枣、核桃给我们几个插队知青,这是她积攒了很久才留下的,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们。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插队知青里面有一个女知青董燕上山打柴,晚上走山路迷了路,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找,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的找,大家拿着火把,谁要是发现就大声呐喊,一直到找到为止。说你们北京学生命贵啊,是我们上头派来的人,对我们特别的亲,我们的命简直就贵过他们的命。还有一次我们知青里有一个叫腾为的,冬天路滑,穿着塑料底儿鞋,不小心掉到了冰窟窿里,公社小队队长知道以后想都没想就从那个冰窟窿里面跳了下去,身上就拉了一根绳子。那个冰窟窿可能有几丈深,我们那个小队队长“蹭”就跳下去了,把腾为背在背上,就在绝壁上刨几个坑儿就上来了。前几天我回北京见到腾为,腾为说我前几天从北京去延安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望自己的救命恩人,我就想跪下来给他磕头。当时在那个深水窟窿,你根本不知道底下是什么,深不见底,公社小队长就下去把人背上来了,这就是贫下中农对我们的感情。

我自己呢当时就算是比较聪明的,当过电工、当过教师,我老是干一些俏气的活儿。当时临走的时候,就是我要招工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贫下中农就说我得和他们睡一夜,那个同吃同住不是像现在这样同吃同住,那时候是要和他们睡一张炕,那时候穷的一家就只有一个被子,必须和他们在一个被窝儿里睡觉。睡在牛毛毡或者羊毛毡,没有的就是席子,条件好的就是毡子,全家人盖一床被子,我就把全村儿每家都睡遍了。男人都在生产队的牛圈和羊圈里睡觉,女人都在一个被窝里睡,后来我们知青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一见面都特别亲,我一见到他们第一句话就是我可找到组织了这么多年。

那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可是在农村什么黑五类根本就没有,只要能吃苦,只要肯劳动,就是好样的。那时候我们招工都走了,就剩下董燕一个人,她哭了,那时候陕西日报还连载她的事迹。当时北京干部还说董燕,给你并队吧,合并到其他队里,董燕就说我不走,我和这里的贫下中农有感情了。因为老百姓不把你当黑五类看待,就把你当亲人看待。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得到的唯一的温暖就是从农民那里得到的,他吃一口他省给你半口,他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

当时啊就有一种感觉,一提起知青心里就有那么一股热乎乎的感觉。人的真性、人的本能,感觉到了一种温暖就是真人性,真性情。当我们现在回首往事,发现那个年代每一个插过队的知青都有知青情结。知青情结是什么就是人性情结,为什么那些文学巨著就那么感人,就是把人性、真情写出来了。

为什么这一届的领导人为什么关注农村,因为有知青情结,所以提出了农村城镇化。看看现在的社会,农村的人都进了城市打工,而城市的人都到国外去了,农村空心化、城市空心化,钱都到少数人手里了,都转移国外去了。可是这一届领导人有知青情结啊,提出了农村城镇化。都是下过乡、上过大学扛过枪的人。

延安现在条件比那时候好多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把知青情结——知青情结就等于劳动人民情结,把人性中的闪光点传给下一代。那时候的生活是又苦又累,但人们之间有真情在。而且三年的插队经历,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苦难有时候也是一种财富。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最真实的,和现在电视、电影里面所描述的并不是完全一样。

我们那个村子,当时也搞阶级斗争,可全村是二十几户人家里没有一个地主,大家想来想去就拉出来一个住户的女婿,他们家算是富农吧,搞阶级斗争就把他叫出来,大家在一起训话,等斗争结束了又成了一家人,并没有疏远、敌意,甚至是恶意破坏的成分。那时候还要革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养鸡不让养鸭,要革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就指着那点收入呢,村支书就说公社来人了,专门派一个人把全村的鸡啊、鸭啊、猪啊都赶到山上,等检查人走了再赶下来。

农民才是最朴实的,在农民那里我学到了人性中最可贵、最闪光的一面,直到现在我都用这种精神激励着自己。时刻告诫自己要珍惜,珍惜粮食、珍惜现有的生活。我们在贫下中农那里学到的最可贵、最闪光的东西怎么传给后代,这才是最重要的。

杨  虹:(届别:初67)

原工作单位:西安市前进鞋帽公司

原学校:北京二十二中

下乡地:安塞县王窑公社白台大队

虽然插队的时间只有短短三年,但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回想起来都是这辈子最珍贵的记忆。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安塞县,是最艰苦的地方,到现在我们知青在一起还是聊那时候的事情。我们去了那里,什么也不懂,谁也不认识,就是我们插队的四个知青,刚开始听不懂老乡说话,只是天一亮就下地干活,后来才和老乡慢慢熟悉起来,我们干了三年之后,都分配工作了。

知青在一块就聊插队的事情,那时候的事情挺激励我们的。虽然我没有那么多的话语,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快乐。我把之前的相片都整理了一下,1997年和2008年的相片都有,30周年和40周年的相片,让大家都能有一个回忆。虽然后来招工回到了城市,辗转了很多地方,现在留在了西安,但我仍然坚持在插队时候留下来的习惯,节省、质朴,和那些以前一起插过队的知青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现在经常在一起聚会,说的都是当初插队时候的事情。我还经常联络北京赴延安的知青,留在西安的知青如果有机会我会组织大家经常在一起联络感情。这也是我能为大家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张吉华:(届别:初68)

原工作单位:省监狱管理局

原学校:北京女四中

下乡地:黄陵县隆坊公社

我先说一点,当初为什么要号召大家上山下乡,就是为了解决学生就业问题。我觉得作为知青有得有失,当时都在北京,在学校有老师管着,对农村也不了解。原来就以为最落后的是农村,在思想认识上缺乏一个深刻的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滞留了一大批学生,出路在哪里,等于是这些学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就是为了解决学生的出路和去向问题而派往农村的。

刚到延安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失落,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看到的却是白茫茫的一片黄土高坡,当时下着雪,是穿着塑料底鞋子摔了三十多个跟头才到了延安的。刚到延安的头一晚上就听到满山头的狼嚎,特别害怕,远离亲人长期生活在那个地方都不知道怎么办。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肯定会继续上学,甚至上大学,整个人生的轨迹肯定是不一样了。

到了延安之后经过两年的锻炼发现自己变化很大。那时候人们都有大骨头病,就是骨节都比较粗,我们要把水挑到沟里去,男生要挑,女生也要挑。大家在一起和谐相处,就是那种纯真的同学之间的情谊就特别的浓,我们就帮着老乡一块干活,你拾柴火,我拉风箱,后来我们什么农活儿都会干了,就是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就问老乡借,不管是谁家都借给我们。当时我们就觉得和农民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因为了解农民,原来那种看不起农民的思想就转换了,就在和农民的密切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在生活中我们之间互相的了解,互相的帮助,加深了感情。所以说基层生活使我们对第一线最艰苦的农村有了了解,也得到了锻炼,我觉得对以后人生成长的经历帮助很大。

最大的一个“得”就是纵向来看,我们现在生活很满足,知足常乐,我觉得对自己人生最大的益处。原来呢,由于从小生长在城市,甚至有一种看不起农民的思想,但是插队之后我了解了农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之后彼此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因为饥饿,到地里拔人家还正在生长的青菜苗煮面吃,结果吃完之后我们几个知青都上吐下泻,到最后医生一看才知道我们吃的不是青菜苗而是烟叶儿。刚开始不认识,我们就把烟叶当菠菜煮着吃了,老乡也没有怪罪我们,反而很包容。我们通过这件事让我学到了贫下中农朴实和包容。在以后的工作和待人处事方面让自己多了一些包容性,多了一些爱心,多了对老乡们的理解和对基层生活的一种了解。

当然也有失,我觉得失就失了,我觉得是我们牺牲了很多东西给社会做了贡献吧,缓解了各方面的利益来达到一种平衡。总的来说,这几年的知青生活,有得有失,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失去的,比如远离亲人、远离家乡,比如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但我认为相比失去的来说,得到的更多,尤其是知青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时形成的最真挚的感情。退休了之后知青在一起交流,都带着那种同学最真挚的情谊在一起,就有一种亲切感,不管认不认识都有一种话题。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刘慧新:(届别:初68)

原工作单位:西电公司

原学校:北京110中学

下乡地:延长黑家堡

刚刚她说的我很赞同。我是觉得作为知青我自己从没有后悔。我感觉到这一经历把我历练的什么都会了,因为从前我什么都不会。我自己感觉实际上任何坏事都会变成好事情。令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当年给我偷着送菜窝窝的那个男孩。因为那时我一般都吃不饱,只能到处要饭。可是现在我再见到了他,我很伤心,他比我小得多,可现在却变得比我老得多,我简直不敢认他。他来到我家里,说了老半天话,我说,“长福呢,长福怎么没来。我要见长福”。好半天,他才说,“我就是长福。”我说“哎呀,你咋成这个样子了?”我不明白。

我回了两次队,去年就回了一次,感觉挺凄凉的。我是在延长插队,虽然他们有了“磕头虫”(采油的设备,当地的人称为磕头虫),但还是很可怜。我在那里的历练使我觉得在哪里都很幸福,很好。我们两个女生,挑不了水,而且路太滑了,桶都摔碎了。当年那个给我送菜窝窝的那个男孩,还帮我们挑水。我们当时就给他们香烟以示感谢,香烟牌子是“羊群”, 特别便宜,九分洋。我们给他一支烟,他就给我们挑一桶水。后来我们走了,他还很想念我们。他们成天回忆关于我们的故事。现在都挺好的,都搬出沟了。好多人住的都是大院子,拖拉机都可以开过去。但我们的队还没有出来。他们特别朴实。对我们特别好。我挺怀念从前那个年代。

胡伟宁:(届别:初67)

原工作单位:陕西省地震局

原学校:北京五十六中学

下乡地:延长县七里村公社雷家村大队杨家沟小队

我叫胡伟宁,是初六七级的,下乡在延长县。关于知情的会及活动参加的比较多,也曾经讲过一些经历。下乡时不到十七岁,二十岁参加工作,在农村待了三年。韩莹让我们从口述角度来讲述知青经历,我觉得今天这个口述史座谈会特别好。我们不要对知情或者文革进行评价,因为评价没有什么意义,只需要实事求是地把走过的道路说出来。上纲上线的有咱们理论家去完成,他们更客观更科学一些,我们只能是就我们自己的立场来大概说一说。我曾经在党员会议上常常讲,大跃进时我们吃不饱饭大炼钢铁,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我记得我们上学时有一篇作文,题目是《你的理想》。大家几乎千篇一律,都写想成为工程师啊,大学生啊,科学家啊,解放军军官等等,没有一个人说我的理想要当农民,可是我们的同学百分之百却都当了农民,都插了队。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

当年我们从北京坐了将近一天的火车到铜川,歇了一晚上,然后又坐了一天的汽车到了延安。是解放军的车,冒着雪,敞篷车。大家可能当时都穿的秋衣秋裤,那时候北京也没有棉袄,更没有羽绒服了。在延安歇了一天以后,又坐大卡车拉着到了延长县,各生产队的队长套着毛驴车拉箱子、拉人。我们进了县城后,眼睛就发黑。这就是县城呀,简直跟那小村庄一样,心里一下就凉了半截。结果架子车拉我们到了公社,之后又到了生产队。

我插队的是四个公社交接处,我离公社、县城最远的延河边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插队前,听了一场报告。当时上山下乡运动刚刚兴起,延安当时的地方干部在报告中动员我们,说延安人民非常热情,已经打好了暖烘烘的窑洞,准备好了热腾腾的白馍等待我们,再不去,就赶不上了这一趟了。我想,文化大革命去过韶山,去过遵义,去过井冈山,就没去过延安,所以一定要去。但真正到这以后,越走越黑,越走越荒凉,尤其是到了生产队后,最恓惶的一幕来了。那时候根本没有窑洞,把我们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一盘育红薯苗的炕上。

我们大队三十多个知青,我们队十多个。我当时担任知识青年排长,所谓领头的。男生一个炕,女生一个炕。然后没有住几天,就把我们给撵出来了。为啥?人家要生产了。刚开始还有白面吃,后来没有了。而陕北最好的待客是白面馍、杂烩面,最好的菜是芝麻盐韭菜花。这是给待客才用的,或者生病才给吃的。陕西干活的叫受苦的,我们当时干活非常玩命,正儿八经拼命干,不太懂得悠着劲儿。刚开始,强劳力是十分,婆姨六分,我还算能干的,七分工。十分工第一年是九分钱,天不亮就要上山,回来窑洞就黑了。这么一天拼命干也养活不了自己,家里常常救济。父母每月定时给邮寄十块钱,这十块钱顶了大事儿。

我在农村算是还干得不错,县上要培养我,那时候叫教育运动,我一天到晚陪着书记出去跑,搞农村运动。因为表现不错,后来让我参加了历时半年多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宣传,走遍了我们公社所有的村子,一方面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表演文艺,一方面是接受教育。后来因为表现好,适逢座谈会召开了,北京又支援来了干部,配了拖拉机,又派我去学拖拉机。所以我在农村干了一年拖拉机手,当时基本走遍了县上的北京知识青年点。

我就发现延安农民特别淳朴特别憨厚。他们不看是不是阶级斗争,是不是黑五类红五类,只说这些学生娃娃不容易,是从主席身边来的。他们没有一点歧视我们,反而还特别关心我们,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我们。咱们知青都干过荒唐的事情,偷过鸡啊,偷过菜啊。后来,我回去了两次,二十年回去了一次,三十年回去了一次。回去后,村上人公社人,谈吐中还记得咱们当年干的这些事情。他们认为知青,心系的是农民是老百姓是国家。不像刚才凤凰卫视说的那些人是墙头草,刚开始扎根一辈子,结果拍屁股走了,我觉得那就是政客。什么东西不要完全推翻,都有背景,应该客观实际去评述。所以我对农村农民特别有感情,尤其认为粮食来之不易,不能浪费,在我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一直遵循这条原则。

确实,没去陕北之前,以为大家都是吃大米白面。结果都是包谷豆子。我们的麦子最好的光景是十几斤,用军用袋子全部装了,绝大部分人吃的是洋芋玉米红薯小米软硬糜子,而老百姓说这已经是细粮了。我们知青当时都不会过日子,很恓惶。我们当时常常去老乡家里要饭吃,东家给一顿,西家给一顿。他们认为都是北京来的洋娃娃,塑料布,卫生纸,关中这一带都不会用到的。我觉得延安两次闹红,第二次是文化的冲击,文化概念或者现代文明的冲击。后边的生活也就不细说了,因为我在农村也就待了三年。我就传播一些正能量的事情,我不是那搞口号的。我在农村入了团,在单位入了党,然后慢慢走上了工作岗位。所以我永远忘不了延安贫下中就是农土生土长人民给我的再教育,给我最深刻的一课。对此,我永远没有懊悔或者诅咒。只是踏踏实实的走过。就讲这么多了。

刘之琳:(届别:初68)

原工作单位:陕西省保健局

原学校:北京58中

下乡地:甘泉县枣林大队

我是北京五十八中,初六八的学生,插队在甘泉枣园大队,甘泉县。我自己的体会是,走过这么多年来,我为自己是个知青,尤其是北京知青而自豪。自己经过插队以后,对我一生走过来都是非常受益的。插队以后,我先是工厂,然后上学,之后当教师,搞行政,这一路走来,都和插队经历有很大关系。到了农村以后,我看到农民他们的质朴善良厚道,自己十几岁和他们这种相处,无形中自己也融于其间。当时初六八的学生,在转户口的时候也可以留在北京不下乡。东北没有动摇内蒙没有动摇,延安在我心中确实是很神圣的地方,再加上去动员的讲的,革命的角度啊,而且生活方面一年四季吃不完的鱼,满山的山鸡啊。这种宣传,令我们年轻人很向往,主要原因是胜地延安地吸引着我们,我也是军人家庭子女。

其实到了农村后,却截然不一样。过了半年,根本没有吃到鱼,可老百姓说你们天天吃鱼,那是洋芋。至于山鸡是有的,但不是想象的天天都有。所以落差很大。我们队只有一个大队,十七个人,九个男生,八个女生。分成小队。实际上我们来了后害怕。其实甘泉在插队中的地方还算比较好的。粮食起码还可以吃够。落差很大。但是即使如此,就想来了就好好干吧。我自己觉得,不管干什么,就要像在插队那样,农村那么艰苦,农村都吃瓜带菜,这一生就要好好做人,爱惜今天的生活。所以常常教育孩子。善良淳朴厚道对我一生都是受益的。作为一个知青,学到了做人的一些道理。作为知青没有后悔,至于是否浪费了青春这一点,现在还没有。

我是回去很多次队里。但是和几十年组织的活动没在一起。看到农村还是那种比较贫穷,而且现在住房和原来还差不多。自己心里确实很不是滋味。尤其三年前,我的父母来我这里住,多年有个愿望,想去我插队地方看看。有这么一个情结。回去后,我母亲没有下车,眼泪不停往下流。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么贫穷,没有车,房子依然是那样。可想而知,当年插队有多苦了。他们也想到挺苦,但没有想到这么苦。

我当时住的是学校的窑洞,还算比较好的。现在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我就想做点什么,在力所能及的做点什么。后来他们书记也找过我,后来想了办法,通过扶贫办,省财政厅,后来给我们以修路的名义争取了一些资金,修了一些简单的道路设施。当时财政厅很感动,认为作为一个知青,仍然对原来的老乡和乡村还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很感动,愿意支持办些实事。

我想之所以这样,是和当年知青生活的体验有很大关系。另外也有些同学回到了北京,但是对陕西的情结也是一样很重。前几个月,他们都做了很多,给九十岁以上的人自己捐献,给有病的人集体以帮助。在去瀑布的时候,听到一个不认识的司机孩子瘫痪,后来给了资助。这一切都和他们下乡和老乡共同生活,这和十几岁刚刚走上社会这种教育有关。产生的这种情感不是书本上学到的,听到后我非常感动。下乡对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成长都是有益的。虽然当时我也不明白我们下乡是去干什么。当时毛主席一挥手我们就去了,至今下乡那箱子仍然还留着。还有毛主席的像和语录。这个东西一直留着。

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转折。虽然我们离开了北京,现在依然在陕西工作,我觉得北京和北京知青情结是不会变的。下乡以后有北京知青的下乡,就有北京干部来延安管理知青的这些人,其中有一个陆老师,对知青对陕西这段经历也有着很深厚的感情。都快八十岁了,前两年,和我们知青,到村里找原来的熟人;常常组织知青,拿出原来的照片回忆。当然他们感受是另外一个层次。我想这种感情,没有插队,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我们谈细节时候,有的同学谈的特备清楚。老乡给担着担子送饭。我们知青下地,吃的是什么,老乡就吃什么。有一个老革命,警卫团的,南下时留下的,也没有文化,管理我们知青做人就要忠厚。

我也没有啥准备,也不知你们是怎么谈的。记得前多少年了,有一个北京知青,说道你们干的再好,你们也没有回北京。对此,我也没有太在意。现在我觉得不管在哪里,经历是什么,工人也好,干部也好,但都有一个共同经历,都是北京知青。而且通过北京知青,拉近了北京延安的距离,把好的理念信息传到延安,对延安的发展和中央的一些关注拉近了。好多知青回去后,生活的也不一定很如意。但是那段北京知青的情结都是共有的。我们县上出了一本书,北京知青的一些回忆,里边也有当年的一些照片,很朴实,没有大话。我们县里也有很热心的人,都是当地的人,今年编写的。包括甘泉的知情经历,还有北京干部的一些照片。我插队时间比较短,一年半,第一批招工我就到了延安。当时在农村还当过小孩老师,在窑洞里,有好几个年纪的学生,就是复式教学,一个窑洞里,一二三年纪的都有,下课了,和他们一块跳着玩。现在觉得当时十几岁的孩子教育人还真有些误人子弟。但当时咱们也初中文化。现在觉得不管在哪里踏踏实实做事,把事做好,把人做好。社会对你也会认可的。

韩红艳

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2社科院重大课题“延安知青口述史研究”负责人

和农村的接触,改变对农民的看法。改变了你们人生的看法。这是一个得处。还有另外一个,理想和现实之间有巨大的落差,这是一种心酸。我觉得你们是这段历史的一个参与者,今天由你们来讲这一段历史,就是“有请当事人”,会更接近历史的一个真相。刚才你们都说到并不后悔自己的知情经历,这可能是你们对我们年轻人的一种鼓励,包括刚才老师提到的让年轻人到农村去吃一下苦,知道什么是幸福。有的人说,回忆往事就等于重新再过一次。今天各位到来,就等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青春时光,同时给我们讲了这样鲜活的故事。谢谢各位!

张旭光:总结发言

说起知青的话题,我想告诉课题组的年轻人,今天这个座谈会很肤浅,根本没有说到精髓处,如果你们真想听知青的情结也罢,总结也罢,那种不身临其境,不设身处地,如果只是从报上,影视,只是很表面的。所以我想说如果真想深刻做好这个课题,下来我们留有电话,你对哪位老知青有兴趣,单练,只有单独深入采访,才能探索他们内心深处的故事。我的故事永远讲不完,我从小母亲死了,十五岁就没有父亲了,等于是孤儿,没有人靠。很多人说大山深处受了很多罪,这个弟弟被撵出知青灶。我就不然,大家都关心我,我下乡感觉找到了家,比北京过得还舒坦,因为生产队我最小,却找到了家,十六个人的大家庭,多好啊。因为北京没有家啊。你说这是得还是失,所以个人有个人的经历,个人有个人的情结。虽然68年插队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是拿着一个大箱子走了,但是到现在44年过去了,有的人成了国家总书记,有的人退休了,有的成了优秀干部。所以说三六九等,我们走的时候没有区别,都是知识青年,可现在不一样了,有正厅级副厅级的,有老百姓,还有的是国家主席,只有把这些事情都总结起来,才是一本完整的北京知青故事,才能搞深入研究。

透漏一个消息,我们要建一个知青纪念馆。你们比如说某某人有什么箱子,或者当年的什么纪念物,都可以放进去。可能会有一些图片啊,会有实物啊,或者一些回忆文章或者影视作品。将来你们研究透彻了,不妨参加我们延安纪念馆的筹建工作。所以希望大家回忆知青生活,面对现实,与时俱进。过去小时候常说要做贡献,而现在则主要是意识形态的,纪念馆的意义正是如此,对于教育有很大意义。感谢莫主席今天的召集。

莫 伸:总结

今天座谈各位很有激情。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平时你一句我一句肯定没有这么细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知青这个话题是常说常新,而且永不衰竭的话题。我觉得一句话很难概况完知青生活的,也就说知青生活是酸甜苦辣都有的一种,仅仅是甜不是,也不全是苦,全是得也不是,全是失也不是,是非常复杂的,是多元多义的。但有一条是非常奇特的,我们知青下乡时间并不长,不像东北有的在兵团十多年。而我们有的是三年,还有一年,我当时是比较长,快五年。为什么这短暂的这几年在人生打下那么深的烙印?大家说起来永远是津津有味。我想着这一定有着非常特殊非常深厚的原因,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开掘的。应该说,今天座谈对新一代的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新的启迪。因为我和年轻一代每每接触的,每每总是有代沟的,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体会生活的心酸了。我想这个课题是很有必要的,希望年青一代扎扎实实的做下去。

最后我们集体来鼓掌,感谢北京老知青,也感谢年轻一代,我们共同来做这个课题。